從榮格的角度觀看高山上的世界盃

高山上的世界盃是個真實翻拍的故事，事情發生於一九五零之年代。中國解放軍入侵西藏殺害藏人與僧侶，以致於喇嘛翻山越嶺的到印度，在喜馬拉雅山中的喇嘛寺暫居，而仍在西藏未能跨越邊界離開西藏的西藏人，用盡辦法將子女送出到外面，並托付給喇嘛寺的住持，讓他們接受佛法的庇護。在喇嘛寺的部分喇嘛，熱中於當時正在舉行的世界足球賽，而會用鐵罐當足球踢，少部份人則趁著夜色溜出去看世足賽。

最後一場決定勝負的總決賽開始前，小喇嘛說服了住持，於是跟出租電視商借了電視，眾人們一起欣賞世足賽。高山上的世界盃不單只是在陳述世界盃的魅力，更重要的是喇嘛們日常生活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。對於這出片而言，世界盃其實只是背景，不是主要要陳述的重點，但也就是從透過這樣的背景，看到喇嘛們面對生活的心態及種種。

試以從榮格角度觀看高山上的世界盃這齣電影，主要從集體潛意識，人格面具，人生階段切入點切入嘗試探討。在陳述從榮格角度觀看前，先為榮格所提的集體潛意識，人格面具，人生階段作定義及說明。集體潛意識，在榮格的筆下為：不同於個人潛意識，他從未在意識中出現過，是透傳而存在，一種毋須借助經驗的先天傾向的原形或原始意向而來。人格面具是個人與社會間的心靈介面，它構成個人的社會認同，而人格面具的保護使人免於羞恥，避免羞恥可能是發展和緊握人格面具最強大的動機。人生階段，以意識為標準，將人生分為童年、青少年、中年期、老年這四個階段，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特徵。

從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觀看，片中有幾個地方存有將無視於經驗的教訓，否認最明顯的因果關係，只採用集體的表象作為隨時適用的解釋原則來解釋一切事物，這一原則就是：把偶性看成是某種專橫的力量，偶然性筆規律遠為重要。彷若是刻在基因裡的某些東西在驅使，當住持翻閱箱子裡面所放之物，希望哪天能夠回歸故土，也就是西藏，雖然大師父對於這樣的感覺存疑，但仍看在眼底的接納。

即便故鄉是危險的，但是懷念故土的思鄉情懷，似乎是刻在基因上的希望回去，或許不見得真的是每個人都希望回去，但是多少都還是會對故鄉有份割捨不了的情感。那種似乎是非理性的強大感招力，在後面推動著人希望回到故土，而除住持以外，在被送到喇嘛寺出家當喇嘛的那個小孩也同樣思鄉。當外面世界正舉行世界盃時，喇嘛寺的喇嘛們也受其感染，討論球賽也希望看到比賽，就連平日嚴謹的大師兄，在私底下其實也熱中於世足賽，否則也不會出現私底下看著足球雜誌，和跟住持解釋兩個文明國爭奪ａ　ｃａｐ之事，或許湊熱鬧也可以被歸於集體潛意識而論。

從榮格人格面具來看，每個人在面對不同對象和不同時情時，會以某種面具來面對人，例如在舉行儀式時，大師兄得認真專注地實行儀式，私底下可能還是對新奇的事物，例如足球，但面對自己以外的人時，就必須以大師兄的嚴肅的一面來應對。人格面具是在成長中逐漸形成，而小孩子還比較不存在這樣的面具，小孩子習慣也喜歡找好玩的事情來玩，對於刻板的制式化的行為感到無趣，所以才會在舉行儀式時在後面玩，不過當孩子長大，漸漸地也就懂得分吋，然後規矩地作份內的事情。

從榮格以意識為標準的人生階段來看，片中出現了幾個不同年齡層互相互動，有才剛離開母親被送到喇嘛寺仍在童年期和剛進入青年期的男孩，與仍在童年期逐漸邁入青年期還處於愛玩的男孩，有從青年期將邁入中年期的大師兄，以及進入衰老期的住持。陳述童年階段是無次序或混亂的階段，對別人構成問題，自己卻不能意識到自身的問題，而這樣的狀況到第二階段青年期間逐漸地好轉，但其中也包含著轉變的衝突。青年期階段，自我情節得到了發展的階段。第三階段中年期，意識到一個人的分裂狀態，是一個充滿意識問題的時期，最後衰老時期，重新下降到起始的狀態，不再為自己的意識所困惑。

榮格認為童年和老年時期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即都淹沒於潛意識的心理事件中，她們都市沒有任何意識問題的人生階段，因此榮格未將納入討論之中，而重點放在青年期和中年期。論述到青年期的兩個基本問題，一是主觀預想與外部事實之間的對立，二是生理所影起的心理平衡的失調，或某種難以忍受的自悲感所導致的內部心理騷亂。套用於影片中，小孩總是帶有些愛玩的特質，但進入青年其身心都有些改變，熱衷於有趣熱鬧的事情，但是過了些時間逐漸地沉澱，也開始懂得替他人著想，雖然可能沒有回報，但卻作了該做的事情。

從片中可以看見人的改變，如同片末所言，下雪的地上走路很冷，但是我們能把所有的毛皮舖在路上嗎？既然不能，那我們只好把毛皮穿在腳底下。要改變別人的行為不可能，那麼我們只要能戰勝心裡的敵人就好了。無法改變的是現況是事實，但是如果從心改變，原本無法接受的事情也就得到解決的出口，而人也和事情得到了折衷的結果。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不斷地因為外在而被迫捨棄或者改變些時麼，但是只要是面對人的事情都還是會有一定的原則存在，而在不改變那樣原則下，所改變的未必就是不好的，而人不斷地因此改變因此成長著。